学会工作简报

第1期

 

中国财政学会秘书处   2018年4月19日   签发:程北平




财政学的旧逻辑与新逻辑

——中国财政学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财政基础理论研讨会观点综述

 

2018年2月3-4日,中国财政学会在河北廊坊召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研讨会”。会议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为主题,重点围绕财政学的旧逻辑与新逻辑展开讨论。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尚希同志作主旨发言,来自财政部、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首都经贸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大学、河北省财政厅等单位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坚持理论自信,重构财政学新逻辑

当前,我国的发展和改革皆从局部转向了整体,从物转向了人。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意味着从过去只以经济为中心、单一追求GDP增长的发展观转向整体发展观。整体发展观不仅包括物的发展,更包括人的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与此相适应,改革也从过去以经济改革为中心转为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党建、军队、国防、司法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改革。

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件,改变了只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认知模式。然而四十年来,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伟大成就,学术理论和思想还是依赖国外引进,“做好了中国的事情,却没有讲好中国的故事”,与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创新极不相称。同样,财政理论也落后于财政实践,对中国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普遍停留在现象和事实描述层面,未能有效提炼总结,没有从理论高度说明中国财政发展改革的伟大实践,导致财政理论无法有效指导财政实践。

我国的财政学在改革开放后一直遵循西方财政学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然而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国情、发展阶段不同,社会科学所处的经济、社会、财政空间也不尽相同,并不存在像自然科学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因此只有跳出以西方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为中心的传统财政学的束缚,才能建立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充分发挥财政学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

迈入新时代,财政学的发展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坚持理论自信,重构财政学的新逻辑。传统财政学将财政问题归为经济范畴,财政学被当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往往被称作财政经济学或公共经济学,从政治、法律、社会视角对财政学的探讨也被划归到其他学科,如财政社会学、财税法学,分散在各个学科的财政学实际上只是看到财政学的某个局部,是碎片化的认识,严重制约了财政学发展,实际上财政学并非是哪个学科的分支,而是一门基础学科。构建现代财政学,要形成一整套逻辑严密、运用综合、整体思维范式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应有别于西方知识体系分类方法和确定性世界观,真正站在“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高度,从多维度呈现财政学的全貌,而其中对财政学不同维度的阐释相应可以命名为经济财政学、法财政学、政治财政学等。

二、传统财政学的旧逻辑与缺陷

传统主流财政学的逻辑从政府与市场关系出发,将市场失灵作为财政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市场失灵,需要提供公共产品,用于弥补或纠正“市场失灵”。上述财政学的旧逻辑存在以下五个缺陷。

第一个逻辑缺陷是将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传统财政学把政府看成是与市场没有内在关系的外在主体,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来自西方哲学,而我国传统哲学提倡的是“和而不同”。实际上政府与市场是一种分工与合作的依存关系,即和而不同,而非相互对立。从历史上来看,群居的人类内含着政府,社会个体之间的分工合作内含着市场,二者在思想上可以出于不同偏好而剥离开,但现实中彼此须臾不可分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分工与合作关系。

第二个逻辑缺陷是在假设“市场万能”的基础上推导出“市场失灵”。市场失灵”背后隐藏的假设是“市场万能”,由于市场做不到万能,就说市场“失灵”了,为政府干预创造了理论依据。然而市场本来就不是万能的,当“市场万能”论破产时,再祭出市场失灵,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且政府也不应是外生变量。事实上政府和市场是一体的,因此从整体角度来看无所谓干预或不干预,就像产业链的上下游进行分工与合作的关系进行调整一样,有的方面需要政府更多地发挥作用,有的方面需要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有的时期需要政府作用强一些,有的时期需要市场作用更强一些。

第三个逻辑缺陷是片面地认为政府与市场构成整个社会。西方传统的财政学认为整个社会仅仅包括两个方面:政府和市场;一个社会也只有两个主体或者两个机制:不是市场就是政府。上述逻辑是片面的,财政学的逻辑要有社会整体观,必须从社会共同体出发。共同体社会除了政府活动和市场活动以外,还有社会活动(例如社保、教育和就业等)。同时,在社会共同体中,不能以集体否定个体,也不能以个体否定集体,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与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互为条件,且这两个过程内在统一,在交互影响的过程中推动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

第四个逻辑缺陷是福利角度的公共产品在逻辑上不存在。从“市场失灵”推导出来的公共产品是从福利的角度定义公共产品,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方面,社会秩序、制度、规则这些公共产品是市场的前提,把前提看作是市场失灵的结果,逻辑上陷入循环悖论;另一方面,以选票代表钞票的办法来决定公共产品,会形成投票悖论,最终不可能形成一个结果。另外,从福利视角定义公共产品易导致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过度强调个体权利本位,从而对改革和社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第五个逻辑缺陷是从机械唯物论来理解社会共同体。机械唯物论认为一切都要还原到个体才有价值,集体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集体仅仅是为个体服务的。上述逻辑只是强调了原子化的个体的权利,否定了集体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发展方式的意义。如果财政理论的哲学基础只是从个体权利本位出发,那么由于个体的偏好不能形成集体的偏好,集体就无法决策,社会和政府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不能从机械唯物论的角度理解社会共同体,个体与集体的价值是并存的。

三、现代财政学的新逻辑

现代财政学的三大逻辑基石是整体观、公共风险论和行为主义。第一,在集体基础之上体现整体观。西方哲学的起点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心,就是一切围绕个体,从个体出发来考虑所有问题。现代财政学的哲学起点,必须要从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来认识这个社会,它应该是个椭圆,应当是围绕集体与个体这两个中心。既不能以个体否定集体,也不能以集体否定个体;既不能以个体的权利否定集体的权利,也不能以集体的权利否定个体的权利。

第二,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以公共风险为逻辑起点。风险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不确定定性引发了风险,包括个体风险和集体风险,前者当然可以由个体承担,集体风险也就是公共风险则必须由集体来承担,也就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体整体承担。以公共风险作为财政学的逻辑前提,财政的基本职能是防范化解公共风险,实现公共风险最小化就是人民福利最大化。在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法律、规则都是基于公共风险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是防范化解风险的一种结果,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公共产品都取决于公共风险,当公共产品背后的公共风险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个公共产品就变成了个体产品。

第三,基于行为主义分析公共风险的产生和治理机制。现代财政学的分析范式应从制度主义转向行为主义。制度主义只讲了外,没有讲内,靠外在的东西实际上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一切靠制度去规范和约束行为体。行为主义与制度主义的差别在于任何行为都是外与内的综合,正视并不受制于制度的行为内在因素,如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是讲天人合一、内外综合,所以行为主义视角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契合。因分工和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的个体行为、经济行为、社会行为的公共风险是公共产品存在的基础,防范化解公共风险需要集体行为应对,所有的政府行为,包括财政的行为,实际上都是为了防止公共风险的积聚扩散。

四、财政学的新逻辑要兼顾现实和未来

有专家指出,财政活动本身始终与国家(或政府)的意志紧密相关,因此财政学的发展实际上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财政学不同流派的逻辑形成自然也与其所处时空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主流意识形态有极大联系。

有专家认为,传统财政学的思想、价值观和制度框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如果还用古人的思维方式思考现在面临的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是很难指导实践的,因此要对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进行思想上的创新。要进行思想上的创新首先要转换思维方式,然后才是分析范式的转化,而转换思维方式则是哲学层面要解决的问题。财政学新逻辑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既不能脱离现实,还要保持前瞻性。

还有专家指出财政理论各流派不同的逻辑起点直接影响了财政如何处理国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比较分析了共同需要论和公共需要论的逻辑起点:前者认为财政的雏形早于国家,社会的共同需要是财政的本源;后者则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财政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国家的作用和决策要满足公共需要。

五、新财政学的研究任务和方法论

有专家指出,财政基础理论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这里的问题既可以是逻辑问题,也可以是现实问题,如果是现实问题则应该是基本的现实问题,不是细枝末节的现实问题,只有这些问题才真正有可能触发新思想,对实践有指导意义。有专家认为,财政学知识的生产和创造是财政学发展的核心,既受知识内在创新逻辑的驱动,也就是需要在基础理论创新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同时又受现实重大问题的外部需求驱动,也就是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财政学基础理论研究要建立本学科的核心命题和若干个基本公理。

有专家认为,财政学首先就要研究与“国家”相关的理论,包括国家的本质、职能、行为目标,国家与政府、产权、交易费用的关系等等。没有解释清楚国家理论,财政研究根基不稳,财政学很难有强大的解释力。财政不只是国家治理的工具,而是“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前途和命运”。财政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通过预算规范政府收支行为、活动和范围,决定着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模式,财政的治理水平直接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财政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提高资源运用效率的过程,更是一个利益分配过程,所有资源配置格局的变动,都会带来不同主体和群体得益的绝对或相对增减,具有社会意义。

有专家认为,人的价值和需求是财政本源,财政学应采取个人主义方法论。且人的行动是主观和有创造性的,同样的情景下每个人的行为并不一样,财政学应解释每个人的不同行为汇集成社会的结果。但也有专家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互相依赖的,很难独立追求或实现个人价值。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并非二元对立,谋求公共利益,比如国防、产权制度等更有利于保护私人利益。私人与公共的关系的界限也经常发生改变,之所以会在特定范围内形成公共领域,只是当时私人行动不具优势,比如风险的抵御。还有专家认为要考虑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先个体、后集体,先地方、后中央,先微观、后宏观,东方文化是大一统的文化,先有国,后有家,重视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

还有专家指出要澄清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区别,比如从研究对象来看,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是财政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共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

六、新财政学要创新研究视角

有专家认为,新财政学应采取跨学科或超学科的研究视角。财政基础理论是研究讨论财政思想,不能从学科的角度划定边界,要跳出学科范畴的束缚,从超学科的视角剖析各种财政现象和活动。另外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相通的,财政学可以有所借鉴,但要注意财政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能只追求物理或数学意义上的科学化,要建立在社会科学自身的逻辑上。有学者指出,以公共风险作为逻辑起点更具理论包容性。公共风险的来源、类型、研究范式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心理等因素,与财政基础理论的超学科属性相契合。还有专家认为,财政学要设置合理的边界,并不是越大越好,过大就可能什么都是财政学,但也有什么都不是之虞。

有专家指出,财政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某些经过历史锤炼的基本内核不受体制变迁、政权更迭等因素的影响,比如我国古代“量入为出、量出制入”的财政思想依然有现实意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要采取高度综合和开放的态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总产品分配原理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是对于西方的以及我国古代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的精华也要兼收并蓄,形成高于现实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财政基础理论体系。

有专家认为,新财政学研究要有国际视野。当前国家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国力之争,实际上还是制度之争、理论之争,因此要以开放的态度和全球的视野进行财政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大国财政受制于政府和外交因素,不仅是简单的对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还要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

七、关于政府、市场的关系与公共产品的提供

有专家认为,构建科学、有解释力的思维模式,要摒弃传统财政学话语体系中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市场看作一个平台,而长期以来政府与市场边界讨论中所谓的“市场”实际是指“企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个人等主体在市场这个平台上要遵循同样的规则。

有专家指出,政府是内在于市场的,市场出现失灵后并不一定要由政府进行干预。资源配置的背后是产权归属问题,没有政府对于产权的强制保护,市场就不能正常运转。市场本质上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组织机制,而非一类主体,政府则是可以参与资源配置的一类主体。表面上看市场上的交易行为是自愿的,政府行为具有强制力,但实际上选民投票是也是自愿的,因此政府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愿交易”,哪种交易方式的成本低,就由谁来提供公共产品。

还有专家认为,财政基础理论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已经从割裂逐步发展到选择或是匹配,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弥补市场、调控市场,而是与其他主体比较效率和合作(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而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之所以不同,还与影响决策的技术进步、文化、路径依赖等因素有关。


报:楼继伟会长、各位副会长、顾问、常务理事

送:各位副秘书长、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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