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第 1期(总第71期)

 

           中国财政学会                   2019年1月 7日


 
 

 

财政研究应有历史思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申学锋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式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一论断对于我们开展财政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一般情况下,财政研究更多地关注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关注财经解决方案,这是职责所在,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缺乏历史维度的考虑,观察财经现实往往就不够深刻,提出的方案也会缺乏长远性、战略性,不能赶在决策层的前面做出预判。因此,财政研究有必要强化历史思维,更多地以历史视角考察对象,从中国自身历史中找寻规律性,提出具有前瞻性、长远性的对策建议,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拿来的西方理论,提出短期解决方案。这应该成为以后的一个方向。

一、运用历史思维是财政研究的方法论之一

什么是历史?梁启超对之有个解读:“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也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史为鉴,在梳理历史真相、总结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为当代提供启示借鉴。财政研究运用历史思维,不是要简单地使用财政史料,而是要把历史思维作为方法论运用到研究中去,将之作为财政研究的主要方法论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而历史又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对此中外学界是有共识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有一个著名观点:“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凯恩斯也说过:“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方法。由此可见,无论是经济学、财政学,还是经济史学,都需要一种超脱于学说本身的方法论,用以高屋建瓴指引具体研究。没有方法论指引,经济研究、财政研究便会陷于单调,缺乏高度,只是普通的“现状→问题→对策”三段论,没有一个灵魂的主线贯穿其中。

认识国情是财政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十分重视分析国情的方法,运用调查研究、矛盾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分析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重视历史,视国史、党史为继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必修课,将历史思维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每个层面,运用历史典故来阐述国家治理。这些方法对我们在财政研究中正确认识当代国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运用历史方法论开展财政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国情时使用历史的、发展的方法,把事实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把国情放到历史长河中,用动态的眼光来认识当今国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分析这样的国情对财政提出的要求,进而开展财政研究。

二、借鉴历史经验是财政研究的主要命题之一

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奇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希望人们从历史哲学角度去领悟历史就是过去与现在无休止的对话。这句话怎么理解?克罗奇解释说,编年史是没有生命力的死材料的编排和堆集,而真历史则是活生生的历史。他所说的真历史,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当代具有启示意义的“过去”,是鲜活的人物、事件,这种过去的历史也就是当代史,和当代有相通性。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读点历史”,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不仅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因此,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当代问题的启示性答案,应该作为财政研究的主要命题之一。

财政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当前现实财经问题,运用一些西方的理论,借鉴一下西方的经验,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客观存在:财政研究毕竟是基于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研究过程中不妨去中国的财政历史中看一看,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东西,对于当下不无裨益。举例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什么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而别的就不是?这个基础理论问题需要解答。我们可以从学理上分析,财政在所有国家治理框架要素中居于基础地位,财政制度是其他各类制度的基础,支撑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运行,这一点其他任何一个要素都无法替代。这样的解释是可以的,但不全面,如果能够深入考察惊心动魄的财政史,就会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国家兴衰皆缘起于财政,兴也财政,衰也财政。强大财政是大国崛起的基础,中国清代“永不加赋”带来的“康乾盛世”,美国预算制度建设造就的“进步时代”,都是财政基础作用发挥了根本性作用。中国秦朝的速亡、宋代的衰微,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夭折,都与财政基础不牢固、财政治理保障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有直接关系。从这样的历史视角去理解财政的基础作用,可能会更加深刻,更加清晰。

三、把握历史规律性是财政研究服务决策的主要遵循之一

西汉哲学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有云:“不知来,视诸往。”意思是说,明天走向何处,感觉到困惑和迷惘之时,有必要回头看看历史给予我们的规律性。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情况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而历史留下的规律性是一份宝贵财富,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很好地遵循。

财政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于党和国家财经决策的一门科学。财政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决策?除了深入了解改革实践中的基本现状与问题,扎实开展调查研究,还需要运用一些历史规律性。所谓历史规律性,是指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规律,不仅在历史上起作用,在当下也起作用。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文化水平、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所部署的行动,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都被写进它的财政史之中,谁懂得如何倾听它的信使的声音,谁就能在这里比在其它任何地方更加明了地识别世界历史的雷鸣。”这句话就揭示了一条规律性:财政关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是渗透到国家治理各层面的隐形密码。

财政研究遵循历史规律性,要求我们全面掌握同研究对象相关的历史资料,总结史料凝练出来的经验教训与规律,并将这种规律性运用到研究中去,站在历史高度和长远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例如,研究“三农”中的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历史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财政政策,以及王安石变法、“一条鞭法”等财政改革,了解古代减轻农民负担的做法。此外,还要分析减负之后的效果,“黄宗羲定律”产生的原因,等等。通盘探究后我们就会对未来减轻农民负担有一个更好的思路,避免走弯路和重复历史上的错误。

又如,研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可以考察历史上集权与分权的演变历程,分析过度集权和分权的负面影响,找寻一个科学合理的“度”。除了久远的古代、近代历史,我们还可以考察1949年之后的财政体制,看看“统收统支”、包干制、分税制的演变,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去理解当时的决策,从而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财税改革提供历史素养,更好地服务决策。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新华网。

2.《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3.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4.[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英]道格拉斯·安斯利、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5.[美]熊彼特著,杨敬年译:《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预工委、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政协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部长、副部长、纪检组长、部长助理、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顾问。

送:国务院有关部委,财政部各司局、部属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建设兵团财政学会,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

签发人:刘尚希

联系人:刘燕红  电话:010-88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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