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第 3期(总第73期)

 

 中国财政学会                2019年4月29日


 
 

论财政与党的执政能力

——化解新时代风险挑战的视角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李成威 申学锋 刘翠微 闫晓茗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财政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同时,化解风险挑战,财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把握财政的政治站位,要立足于化解党在新时代执政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增强财政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战略性、前瞻性和主动性。

一、党在新时代执政面临严峻风险挑战,必须提高应对能力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世界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空前增加,给党的长期执政带来了严峻挑战。

(一)党的长期执政面临严峻风险挑战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执政能力建设前面也增加了“长期”二字。从“执政”到“长期执政”,意义重大。7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留下了一段跨越时空的佳话,也给党长期执政留下一个永恒的课题:如何回答好“窑洞之问”,跳出历史周期律。找到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钥匙,这是党长期执政必须破解的历史命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执政近70年,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也非常严峻。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党的长期执政带来严峻考验阶段性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乱变交错、风雷激荡的表象。“黑天鹅”“灰犀牛”此起彼伏。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不可预见性成为常态,出现战略意外导致战略危机的可能性上升。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增强,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性也随之增强。国际政治和秩序的调整与重建尚未稳定。我国社会转型面临经济和社会的多方不确定性,改革进入深水区。能否成功应对这些风险挑战成为检验党长期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如果化解不了这些风险挑战,党的执政就会遭受挫折,严重的话可能陷入历史周期律的怪圈。

(二)党要长期执政,必须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也发生重大变革,在这种背景下党的长期执政面临更多的考验,提升党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党不能与时俱进地增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就不可能完成执政使命,不可能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也不可能始终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实现伟大梦想,要保持稳定大局的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稳定大局的能力,是党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能力,事关中华民族、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大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有许多需要探索破解的难题。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入推进,各种社会矛盾加剧,改革已成为深层次触动利益格局的攻坚之战。利益协调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处理好的关键问题,也成为党稳定大局能力的试金石。

进行伟大斗争,要提升驾驭风险的能力。党的长期执政面临诸多的风险挑战,因此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帕累托改进式”的增量改革空间越来越小,风险挑战呈现复杂化、严峻化、多样化趋势。特别是国际环境更加复杂,进一步增加了应对风险挑战的难度。正是基于此,党将进行伟大斗争和防控风险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提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增强驾驭风险的能力,健全各方面的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推进伟大事业,要提高攻坚克难的能力。伟大梦想、伟大斗争和伟大工程最终都要落到党的伟大事业上来。推进党的伟大事业,要在把握历史方位的基础上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现代高度复杂的社会条件下,“黑天鹅”“灰犀牛”往往就隐藏在高歌猛进的征程中。站在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既要坚定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时刻保持风险理性,随时做好攻坚克难的准备。

建设伟大工程,要增强自我革命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曾在贫困与落后背景下坚决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改变了国家面貌。进入新时代,新的风险挑战愈益突显,“机会不均”“苦乐不均”和腐败等问题日益突出,各种利益关系亟待调整,党的自我净化能力亟待提升。进一步推动自我革命,实现利益包容,是党建设伟大工程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二、提高党应对风险挑战能力,财政发挥基础性作用

党的长期执政是“四个伟大”的先决条件,而财政是“四个伟大”的坚强支撑。提高党应对风险挑战能力,财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一)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变为国家治理制度优势,财政是转化器

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将党执政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国家治理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提升党化解风险挑战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内部及相互之间转化是关键。在上述转化过程中,财政发挥着中枢作用。将党的经济发展理念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需要有好的财政制度安排,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力;将党的执政为民理念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需要好的财政分配规则,促进社会共建共享;维护党的先进性,需要好的财政法治体系,约束公共权力运行;将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广到世界,需要好的大国财政架构,维护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二)党执政过程中实现利益包容化解风险,财政是耦合器

利益和风险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利益格局调整背后是风险配置的变化。利益实现包容表明风险配置最优,整体风险最低。因此,化解风险挑战,必须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利益包容。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通过实现利益包容化解风险的过程。

财政在调整利益格局和风险配置关系中发挥着耦合作用,如:减少个人所得税,个人得到利益,相应地个人承担的社会风险责任减少,国家承担的风险增加。社会保险缴费费率和比例关系变化,表面上是个人、企业和国家利益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社会、企业和国家承担风险责任的变化。通过财政的耦合作用,可以将多元主体力量的作用发挥最大,形成化解风险挑战的治理结构。

(三)党执政应对和处置各类风险,财政是平衡器

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及时和正确处置各类风险挑战、实现风险综合平衡是关键。合理分散风险是实现风险综合平衡的艺术,要综合平衡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风险,综合平衡实体部门与虚拟部门之间的风险,综合平衡短期与长期风险。从整体看,财政是平衡各种风险的中枢。如减税的问题和社保缴费的问题,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平衡关系。短期来看,减税会加大财政风险,但有利于化解经济风险。从长期来看,保持适度财政风险范围内的减税,有利于经济发展又会缓解财政风险。党的执政过程中,必须善于发挥财政的平衡器功能,通过分散风险来化解风险挑战。

(四)党执政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财政是稳定器

历史反复证明,国家兴衰或政权更替背后隐藏着财政密码。当国家或政权遭遇风险挑战,若及时和有效推动财政改革,就能化危为机,实现兴盛;反之,则会走向衰退和灭亡。这说明财政背后反映的是治理结构与风险挑战的匹配情况。治理结构与风险挑战不匹配,就需要通过财政改革来调整治理结构,使之匹配。

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通过不断推进财政改革,使治理结构与风险变迁相匹配,并通过财政改革,动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未来要取得更大的成功,依然要不断推进财政改革。

三、立足于化解党的执政风险,把握财政政治站位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治理各项工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两者结合来看,既需要关注财政的政治属性,又要关注财政制度和体制机制的优化问题,统一于提高党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一)把握财政是“人民财政”的政治站位

“伟大梦想”的人民性决定了财政的政治站位:人民财政。党的“伟大梦想”是民族的梦想,也是人民的梦想,这就决定了“伟大梦想”的人民性。人民性是社会主义财政的根本属性,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法治、公开、透明等其他特征。财政“管理国家风险”和进行利益调节与分配,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以国家为载体的财政活动一方面体现了国家运转的需要,另一方面体现了人民利益的整体要求。

把握“人民财政”的政治站位,是夯实党长期执政群众基础的必然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因此,人民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是党面临的风险挑战。人民希望有稳固的国防、安定的环境、放心的食品、良好的教育、舒心的工作、体面的生活等,这些都有可能面临风险挑战。因此,把握“人民财政”的政治站位,要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让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要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贯彻落实好党的一系列顶层设计,切实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二)服务于党新时期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深化财政改革

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总揽全局的首要基本关系。进入新时代,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适应新的形势,有新变化。需要不断地推进财政改革,优化治理架构,确保改革、发展、稳定在新的制度基础上实现平衡。

财政改革包括体制、预算和税收改革三个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摆在现代财政制度首位,实际上反映出财税体制改革应有的逻辑和路径顺序,是新时期构建协调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基础性制度的要求。应将体制、预算和税收改革三者视为整体,以体制改革为主体,以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为两翼的方式来推动整个财税改革,达到“一体两翼”的效果。

(三)贯彻党的执政理念,促进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合理共担风险

面对风险挑战,财政要贯彻好党的执政理念,推动建立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合理共担风险。要抑制个体风险的外部化,尽量实现风险的内部化。例如对微观金融风险和企业污染问题等,必须实行严格监管;要从债权债务关系着手,遏制经济风险传播。当前金融风险越来越成为经济风险中的重中之重。遏制公共风险从债权债务入手,降低宏观杠杆率,降低资产负债率,这些都是属于遏制经济领域公共风险的重要举措;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加快改革风险大锅饭体制。改革开放打破了利益大锅饭,形成了利益主体多元化,但是风险大锅饭依然存在。企业的风险可以让政府背,地方政府的风险可能预期让中央去背,银行的风险也可以预期让政府去兜。在这种体制下就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形成公共风险。真正地打破风险大锅饭体制,成为当前改革的头号问题。

(四)加快财政法治建设,为开展党的伟大斗争和伟大工程提供制度保障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腐败问题之所以十分突出,基本根源是公共权力没得到有效约束和制衡。从世界治理腐败的历史经验来看,财政是约束公权的重要制度笼子,即以预算授权来约束各种公权行使的方向、领域和目标。建立“法治财政、民生财政、稳固财政、阳光财政、效率财政”为特征的现代财政制度,法字当头,意味着要将财政打造成为约束公权的制度笼子。

财政法治建设,需要权力的重塑。权力重塑具有多层次性。奠定市场经济体制基础,要通过财政法治建设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建立法治有效性的机制保障,要重塑财政权在人大、政府和司法之间的配置。在新形势下调动地方积极性,要重塑政府间财政关系。只有不断推动财政法治建设,使权责细化、明晰,配以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督体系,形成既分工制约、又合作共进的中国特色的财政法治,从而为开展党的伟大斗争和伟大工程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预工委、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政协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部长、副部长、纪检组长、部长助理、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顾问。

送:国务院有关部委,财政部各司局、部属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建设兵团财政学会,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

签发人:刘尚希

联系人:刘燕红  电话:010-88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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