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基础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202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

暨财政学科建设研讨会观点综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孙维

 

2020年9月26-27日,中国财政学会与教育部高校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江西财经大学在南昌联合举办“202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暨财政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用风险思维和集体主义方法构建确定性

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能对冲公共风险以及构建发展的确定性。社会快速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现实和实体现实叠加的量子状态,数字化技术推动虚拟现实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深刻影响着人的行为和人类文明的变迁。实体现实对应实体理性、牛顿经典力学的科学定义以及证伪主义、经验事实、实证分析等一整套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而虚拟现实对应的是虚拟理性和虚拟思维,虚拟现实突破了时空限制,实体现实中的思维不再适用于虚拟现实中的现象。能适应虚拟现实最基本的思维就是风险思维,风险思维有一种张力,迫使我们从整体观出发、动态地考虑各种可能性;风险是无形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迫使我们辨证地去思考;风险是指向未来的,迫使我们必须要有前瞻性思维。

当前财政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解释力下降,是因为在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量子力学的同时,社会科学仍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之上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人类社会之所以有组织、有家庭、有国家、有权力、有规则、有法律、有制度,都是因为要构建确定性以对冲公共风险。人天生追求确定性,包括内心的确定性、生活的确定性、环境的确定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确定性等,但是我们面对的世界恰恰就是不确定性的,这就是本质、真相和源头,我们需要在这个不确定性的汪洋大海中构建每个个体自身的确定性。

后工业文明时代集体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凸显,从个体出发研究不确定性和风险已不再适用。基于个体角度研究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假设是“集体是确定的和没有风险的”,而在人类文明变迁呈加速状态下,集体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越来越大,人类文明的加速变迁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意味着“集体”(指代国家、社会共同体乃至人类)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是相对确定的;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相对确定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发生了巨变--工业文明带来整个社会深度的分工与合作,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整体的不确定性扩大;在数字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不确定,气侯变化、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等与人类活动有直接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确定性的函数关系,而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随着分工的深入、数字化技术颠覆了以前构建的确定性,基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建立的一整套规则、法律、制度以及固有的行为模式快速地解构,同时建构速度慢于解构速度,构建确定性的能力不能及时匹配,集体所呈现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公共风险不断扩散,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集体是确定的和没有风险的”假设不再适用,因此不能再从个体出发研究不确定性和风险。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是非此即彼,但是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公共风险不断扩散的条件下,集体主义更适用于风险社会,中国用集体主义的方法控制疫情,与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国家是个人主义的发源地,而我国则是集体主义传统,这主要是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地理环境方面,西方国家自然灾害相对较少,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团结互助就可以生存,而我们生存下来必须团结;二是从古希腊起西方国家就以城邦形式存在,我国则是从秦始皇开始就形成了中央集权;三是宗教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我们不是回归传统的集体主义,而是提倡新的集体主义。新集体主义的内涵是通过集体行动构建集体确定性来对冲公共风险,把整个集体生存发展摆在首位,为每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创造条件。

二、用改革措施对冲公共风险

财税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不是修修补补,是着眼于长远的系统性重构,而财税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依赖于财政基础理论的重构。当前财政基础理论研究薄弱,财税改革只能是模仿、追随和修修补补,不可能构建国家发展的确定性。在不确定性急剧扩大、公共风险不断扩散的发展阶段,要及时进行构建确定性、对冲不确定性的系统性改革,而决策上的微小失误都会导致颠覆性的后果,因此决策更需要审慎。

人类文明快速变迁过程中,解构的速度快于建构的速度,数字化浪潮下原有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不再适用,如果新的规则没有及时构建,风险就产生了,此时如果担心风险而用旧的规则去遏制创新则风险更大,就会再次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只有快速提升构建确定性的能力,才能规避消除风险。从现实情况看,改革的速度明显未能匹配风险的速度,而只有改革跑赢风险,构建公共风险防范机制,才能构建中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对冲公共风险,从而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新时代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创新的目标、方法和视角

新时代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创新要以风险社会为背景,基于当下中国和全球实践、基于人类文明变迁的加速态势,不能仅用个人主义的视角方法思维来观察、解决问题,必须更多地关注集体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并对传统理论思想进行反思和更深入的思考,通过财政基础理论在研究对象、范围和方式方面的创新解决掣肘其服务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卡脖子”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新时代财政基础理论创新必须能回答时代问题和指导财政实践,必须跨出既有学科范式、打破学科边界,必须构建支撑财政作为一个学科主体而存在的核心思想,而不是一些只重视边际贡献的碎片化、片断性内容。还有学者指出,现有财政基础理论表现出不充分不平衡特征,特别是缺乏与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难以适应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应注重协同推进,包括学科的协同支撑、政产学研协同、科研团队的协同发展等。

有学者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财政学理论创新的指导,并不是关注马克思原著中到底出现了多少频次的财政词语,或者对财政学有什么研究结论,更多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有学者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各种研究方法虽然在科学性和规范性上有长处,但在思想启迪性、政策参考性上不足,目前按经济学套路所做的实证都是把将财政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或者简单评价一下单项政策的经济效应,回答不了实践层面立体性的问题,也很难产生具有思想性的创新理论和理念。还有学者表示,财政学传统的机械论、个人主义与市场机制基石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冲击,财政学基础理论要有所发展和突破,必须深入研究其理论基石如何从机械论向有机论转变,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

有学者回顾中外财政学研究范围和体系变迁,提出仅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财政学的局限性,强调财政学兼具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属性,财政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和财政学科建设要海纳百川,尤其重视当前不确定性和风险较多的现实问题。有学者认为,除了前苏联财政学科体系与西方财政学之外,财政基础理论构建还应重视中华民族的思维传统和中国的实践,“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内外有别,以内制外”等公共性理念及其在财政领域的具体实践。有学者表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在立足中国国情和实践的基础上,还要放眼世界、求知识于天下,扩大话语权和在全球的影响力,其前提是构建一套既契合我国国情,又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财政统计指标,如宏观税负衡量标准。

四、现代财政的内涵与实现路径

现代财政是与公共风险治理要求相匹配的财政。财政通过平衡风险,避免风险在某处聚集并在风险链上放大,从而避免危机的产生,这实质是化解公共风险,所以财政的本质功能是通过平衡风险化解公共风险,以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是否现代财政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财政是否与社会共同体面临的公共风险治理要求相匹配。公开、透明、法治这些都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特征,与公共风险治理要求相匹配才是现代财政的“里子”。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的动荡变革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现代财政改革应该与之治理要求相匹配,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大国财政体系,应对面临的全球风险挑战;二是织密预算的制度笼子,完善权力的财政治理体系;三是建立公平与效率融合的财政制度,彻底打破财政支出的二元结构;四是通过财政基本制度建设打通经济双循环的堵点,实现畅通。

有学者提出构建现代财政制度至少应该有三个基本前提,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二是基于国家治理的层面;三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体系。有学者表示,我国的财政制度现代化建设不纯粹是一种后发型现代化,而是有着自身的社会主义特性、独立自主的特性和文明古国向现代转型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内生性、原发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因此要把握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特色,对中国传统要创新性发展与转化,也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借鉴吸收人类财政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切有益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建设具有世界水准的现代财政制度。

五、财政治理能力建设

平衡风险是财政基础性作用的体现。财政可以通过利益的分配和转移实现风险的分配和转移,目标是平衡风险。比如减税的目标是通过政府的财政行为来释放企业的风险,避免企业风险在风险链上放大而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分析,转移和分配风险并不是目的,平衡风险、确保风险不在某一个方面聚集形成危机才是目的。财政的基础性作用在于,只有财政有这种平衡风险的内在功能。从这个角度看,财政之于国家,就好比人体之血液,在人体之内平衡各种脏器和组织的关系,通过平衡实现机体健康运行。

从国家治理基础层面看,财政学研究的领域应该拓宽,要从社会整体观,从社会共同体出发进行研究。财政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新时代视野下的财政主体除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也是财政收支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财政应成为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主体参与的政府收支活动”,构建起“共同治理”为特征的多主体作用下的现代财政体系。

有学者认为,财政要有效支持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经济发展又跟产业政策息息相关,因此还要引申到政企关系、国资管理、国有资产营运等问题。有学者对比广州和深圳的GDP和可支配财力,指出如果区域财政治理能力建设滞后将制约区域和城市群、都市圈的创新能力建设,包括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进程。

有学者强调,提高财政基础理论研究指导实践的有效性应注意不同体制对作用机理的影响,如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协调、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稳定职责(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宏观经济稳定,我国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保持经济增长稳定的职责),减税降费效应与财税均衡冲击等。

六、关于财政如何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有学者指出,在公共风险背景下强化财政在“双循环”中的作用,一是建立基于风险分配的财政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二是合理划分央地、省地防范公共风险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三是建立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新型地方税收收入体系,四是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对保障基层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困难、防范出现较严重财政风险的作用,五是有效发挥预算绩效管理在化解公共风险中的作用。

有学者分析,面对依然严峻的内部形势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财政的协调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就是财政政策积极有为的重要体现。这需要我们站在全球的视角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财政制度,从全球视角探讨公共财政,重视公共政策的调整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及其反应,实现全球政策协调,提升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增进国家与全球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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